洛陽市老城區南門外九都東路222號，一座青磚灰瓦、古樸典雅的清代宅院靜立于此，門楣上懸掛著張愛萍將軍題寫的“八路軍駐洛辦事處紀念館”匾額。這里就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、八路軍總部設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的公開辦事機構——八路軍駐洛辦事處（簡稱“洛八辦”）。
合作抗日的統戰陣地
走進第一展廳，一張張圖片、一件件實物，帶我們回到了那段烽火連天、激情澎湃的革命歲月。
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，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。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，國共兩黨達成共識，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。中共中央考慮到日軍可能從洛陽一帶渡河，遂決定在洛陽建立八路軍辦事處。
毛澤東同志十分重視洛八辦的工作，在辦事處籌備期間，他就同負責此事的劉向三談話，明確提出了宣傳黨的政策、抗戰主張以及做國民黨上層人士統戰工作，準備在日軍強渡黃河后開展抗日游擊斗爭、建立抗日根據地，為地方黨組織開展工作提供方便等重要任務。
斑駁的墻壁、簡陋的木桌長凳、老式的手搖電話機……紀念館內的陳設向人們訴說著洛八辦成立的艱辛。1938年10月，時任中央軍委統戰部負責人的劉向三，率50余名軍事干部從延安來到洛陽。由于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阻撓，起初僅建立了八路軍駐洛通訊處。直到1939年1月，衛立煌調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后，通訊處才改為辦事處。后來，隨著時局變化，洛八辦的主要任務也有了調整：除了運送干部、青年，轉運物資外，還開展統戰工作，掩護地下黨的活動，動員民眾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等。
洛八辦成了國民黨頑固派的“眼中釘”“肉中刺”。國民黨特務在門前以擺攤做生意為名，加強對辦事處的盯梢監控。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下，洛八辦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理、有利、有節的斗爭，在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。
1942年2月，迫于壓力，洛八辦工作人員不得不集體撤離，臨走時，把部分不便攜帶的物品藏進了南院的水井里。1971年夏，當地居民在井底發現了這些抗戰時期的文物。后經文物部門發掘，共清理出抗戰文物120余件，其中“八路軍駐洛辦事處”“八路軍駐陜辦事處”等10枚徽章被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。
奔向延安的交通樞紐
展館中一組數字令人震撼：在洛八辦存在的三年多時間里，共轉送我黨、我軍人員約70批，1400余人，向延安輸送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2700余人，并為根據地籌集、運送了大量的軍需物資。
紀念館講解員欒少鵬介紹，在抗戰期間，河南地下黨向延安及華北、華中等抗日根據地輸送了大批青年學生、黨員。洛八辦因地理位置特殊，一經建立就成為聯系延安與華北、華中抗日根據地的交通樞紐。
在紀念館“奔赴延安”展廳的一面墻上，密密麻麻地貼滿了經過洛八辦前往延安的青年們的照片。當時，劉向三遇到了一名從豫西去延安的青年，該青年家里很窮，沒有路費，就背了一麻袋干紅薯葉作為干糧，徒步從豫西走到了延安。這件事對劉向三觸動很大。1939年春，劉向三向毛澤東提出，很多青年很向往延安，是否可以給沒有路費的青年每人發3元錢。毛澤東對此表示同意。
由洛八辦介紹到各抗日根據地的進步青年分兩種情況：一是秘密出發，由洛八辦派人護送；二是由洛八辦發路費換軍裝出行。前者風險大，但節約了時間，國民黨哨卡對普通百姓的檢查沒有那么嚴格。后者，到司令長官部辦理通行手續時，青年的名字多用的是化名，許多人為了紀念，以后并沒有改回真實姓名。
劉少奇、朱德、彭德懷、徐海東、彭雪楓等我黨我軍的重要領導人也曾先后到過辦事處。劉少奇三過辦事處，彭德懷兩次到辦事處檢查指導，他們在洛陽會見衛立煌等人，協調解決了很多問題。
1939年初至1941年底，衛立煌擔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。辦事處在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指導下，積極做衛立煌等國民黨高層人士的工作，使其對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有了全面的了解，開始對我黨采取合作態度，衛立煌同意保留八路軍在中條山的運輸線，釋放抗戰前和山西“十二月事變”中的被俘、被扣人員，同意解決扣發的我軍軍餉。
辦事處還積極開展情報工作。衛立煌的機要秘書趙榮聲就是我黨歷史上著名的16位紅色臥底之一。在中央的指導下，辦事處對衛立煌產生了重要影響，使他認同我黨我軍的抗日主張，他還曾為我黨提供重要情報。這些情報工作，為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及時了解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的動向，制定相應對策和進行軍事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據，在對日作戰、打退國民黨兩次反共高潮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
走進紀念館中院西廂房，在復原的劉少奇同志住室書桌上，一組用繩子串起的鐵片引起了人們的注意。欒少鵬介紹，這組鐵片是劉少奇在洛八辦撰寫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》時使用的“鎮腦器”。
1939年1月，劉少奇同志第一次來到洛陽，化名“胡服”入住在洛八辦的西廂房。每逢夜幕降臨，這位胡首長的房間內總是燈火通明，甚至經常通宵達旦、徹夜不眠。
一次，一位黨員干部來到劉少奇房間匯報工作，看到在他的桌子上有一串用繩子串起來的鐵片，很是好奇。劉少奇介紹，這是他驅趕疲倦的神器，名曰“鎮腦器”。時值寒冬臘月，天寒地凍，鐵片更是冰冷刺骨。每當倦意襲來，劉少奇便將這串鐵片戴在頭上，頓時精神便來了。在這樣高強度的工作下，劉少奇抓緊時間一邊為同志們講學，一邊進行寫作，后來到河南竹溝，根據這段時間的書稿和講課內容，寫成了在黨的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》。
紀念館的展廳里還陳列著兩塊銀元，其背后是一個共產黨人忠誠于信仰的故事。
1942年，洛陽形勢緊張，成立三年多的洛八辦奉命分批撤離。途中，部分工作人員遭遇國民黨特務襲擊，黨支部書記李泮溪受傷被俘。在獄中，他與其他同志秘密成立黨支部，并許下誓言：要有為黨犧牲的準備，決不能有出賣黨、出賣同志的無恥行為。
在被押往西安集中營的路上，李泮溪趁外出看病的機會擺脫特務，來到八路軍駐陜辦事處。身體痊愈后，黨組織決定讓他回延安，并發給他兩塊銀元當路費，他帶著妻子孫國芝和孩子一起上路。
那是個隆冬時節，天寒地凍、路途遙遠，又帶有小孩。一路上，他們一家風餐露宿，乞討前行。餓了，便找戶人家討幾口吃的，有時甚至只能用樹皮草根充饑。困了，破廟、墻角、土坑都是他們的棲身之處。但無論條件多么艱苦，李泮溪都不舍得花掉那兩塊銀元，他把這兩塊銀元看作自己和黨組織唯一的聯系，是他的精神支柱。再苦、再累、再餓、再冷，他也不愿用信念去換取溫飽。就這樣，李泮溪一家三口忍饑挨餓、頂風冒雪，一步步走到了延安。1987年，李泮溪的妻子孫國芝將這兩塊銀元捐給了紀念館。
在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漫長道路上，像李泮溪一樣的共產黨員還有很多，他們在山河破碎、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，為了國家、為了民族，舍小家為大家，不顧個人生死，毅然奔赴戰場。正是千千萬萬像李泮溪一樣的中華兒女，憑著對共產主義的忠誠信仰，拋頭顱灑熱血，用生命書寫出革命勝利之歌。
殷憂啟圣，多難興邦。歷史的滄桑見證了中華民族不屈的脊梁，抗戰精神早已成為中華兒女的精神底色。如今，洛八辦依然矗立在洛陽街頭，如一顆閃閃紅星，講述著當年革命志士們不懈奮斗的往事。（黃先鋒）（中國紀檢監察報）
信息來源：人民網
